周樑楷
輔仁大學歷史系第三屆系友
輔仁大學歷史究所第四屆所友
逢甲大學歷史語文物管理研究所教授
今天是Fr. John (Rev. John Murtha, OSB; 孟樹人神父 )八十歲冥誕，也是他辭世回歸天鄉的第四十四天。大家相聚一堂，除了感念恩師，也可以藉此撫今追昔。
其實，這一天的來臨四德和我老早就有了心理準備。幾年前(2004)的暑假，我們偕同女兒序諦專程開車到St. Vincent, Latrobe拜訪他時，心理就留下了這個陰霾。他強打起精神跟我們聊了一陣子，隨即敦促我們離去。臨別的那一幕：他揹著氧氣筒，分別和我們擁別後，一語不發、立刻掉頭轉身，緩緩走回修道院的宿舍。真是相見時難別亦難，情到多時轉無情！Fr. John寧可用背影說再見，也不願他在我們心中永遠留下充滿離愁的眼神或淚水。
一九七○年九月，在服完預備軍官役後，我滿懷期待重回輔大，就讀歷史研究所。這是國內第一所、同時也是唯一的以研究西洋史為主的學術單位。一九六六年研究所正式成立招生，就在這一年，Fr. John和 Fr. Claude (Rev. Claude Pollak, O. S. B.柯立德神父) 兩位美國聖本篤會的神父來到台灣，並且在輔大歷史系任課。大三時，我選修了Fr. John講授的美國史。相對於Fr. Claude的勇氣和健談，Fr. John在語言表達上比較謹慎害羞，沒有把握的中文詞句他絕不出口。所以，上課時他都以英語教學。而我們學生卻「有聽沒有懂」。反正規規矩矩地勉強聽下去，一週又一週的過著。印象中，這門課最重要的關鍵辭就是”American Mind” 和美國是個“pluralism”的社會和文化。那時候的Fr. John還很年輕，待人又親切，有時還陪我們打籃球。大四那一年，我負責編輯本系的畢業紀念冊，特地挑選他身著運動T恤、手抱籃球的照片，與其他正襟危坐的師長並列，形成有趣的強烈對比。
回輔大歷史研究所後不久，我主動請Fr. John擔任指導教授。起初他非常訝異且不以為然，因為我強烈表達對研究西洋史學史及史學思想的意願，而且準備以當代英國史家Herbert Butterfield為碩士論文的題目。這些都不屬於他熟悉的領域。我懇求地說：「全台灣幾乎沒有任何學者主修西洋史學史，我選擇從英國入門，但是英文閱讀能力有限。每當我讀一本Butterfield的著作，請Fr. John跟著閱讀；而後我再口頭報告並且討論。至於理論方面的問題，我自己先摸索好了。」也許初生之犢不畏虎，這樣的決心感動了他。日後，我們師生就一本一本地磨下去。他總是很有耐心地傾聽、不斷給我鼓勵。
就讀研究所期間，王任光神父曾經休假一年，由Fr. John代理所長。由於他每天上班，和同學接觸的機會增多。師生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，我們和他開玩笑的勇氣也與日俱增。有一天，莊尚武兄和我要他學點台語，他一句一句跟著唸，十分開心的樣子。我教他用台語說「猴囝仔」，他也跟著唸，然後問那是什麼意思。我們說很難翻譯，勉強可以說成” Monkey boy”吧。隔了幾天，他居然反擊，用「猴囝仔」一詞叫尚武！結果大家笑翻了！
一九六九年美國西部片「虎豹小霸王」 (Butch Cassidy and Sundance Kid) 上映。Fr. John 最喜歡其中的主題曲(Rain drops falling on my head)。上班時，如果從走廊隨著他的腳步聲傳來這首曲子，我們就猜想他今天的心情不錯。如果所長辦公室忽然傳來這首曲子，我們就知道他已經處理完公務，等一下大家就可以跟他開開玩笑了！
雖然研究所的圖書室裡經常洋溢笑聲，但是更多的是嚴肅和認真的時刻。記得為了撰寫報告，Fr. John請了一位本篤會的美國修女，免費教我們英文打字，而且規定敲打字機時，一定要傳出韻律的聲音。他本人教一門史學方法的課，特別在意註解書寫的規格；任何一個標點符號或空格都不得馬虎。每當他一一檢查整篇報告的註解時，我們都格外小心，因為終於又見識到另外一面的Fr. John。
一九六九年，研究所為了加強美國史的份量，特別成立「美國研究」(American Studies)部門，由Fr. John負責。他陸陸續續採購不少英文原版書籍，也經常與美國新聞處(USIS)連絡，為所裡爭取不少資源。從那時候起，所裡的研究生更投入美國史的領域，有的特別喜歡「進步主義時代」(the Progressive Movement)，有的選擇了美國史學史。四德比我晚進研究所，她原來就偏愛美國史，在我的慫恿之下，她以美國史學之父George Bancroft 為題，當然也請Fr. John指導論文，不做第二人想。至今自問，四德和我在所裡求學，最大的、最可貴的資產是什麼呢？我們都認為「真摯」(sincerity)是這個研究所的傳統精神。凡事以真摯的心面對，尤其在學術的殿堂上。Fr. John並非這個所裡唯一的典範，但是他的風格影響我們一生，甚至展轉傳給我們的孩子和學生。一九八八年Fr. John擔任St. Vincent College校長時，美國匹茲堡(Pittsburg)一家報紙(Post- Gazette)訪問他：「哪三個字最能刻畫你自己？」Fr. John回答道：「Committed, kind, impatient」這三個字他從未跟我們學生說過。第三個字是他自謙的話，前兩個字卻在有形無形之中深深的影響了我們。
研究所那三年，與Fr. John生活在一起有太多太多甜蜜的回憶。每個人一定忘不了到泰山腳下本篤會尚義院開會、喝可樂、大口吃冰淇淋的故事。又如，有一年的冬天，我們組隊參加救國團主辦的中部橫貫公路徒步旅行，七天之中，Fr. John和我們共享大禹嶺的雲海、九曲洞蜿蜒的深谷美景；我們都感覺到，”Fr. John was always ready to share a good story and good laugh”.
畢業後，因任教關係，家住台中。雖然遠離台北，但是常有機會和Fr. John見面；心裡也一直認為他永遠屬於台灣，屬於輔仁大學。可是，一九七七年忽然傳來晴天霹靂的消息，說他奉命調回St. Vincent，而且從此可能不再回台灣服務。一時之間，真不如何適應！和同學見面時，大家都表示挽留之意。他除了露出遺憾和無奈之外，也告訴我們應該適應人間種種的悲歡離合。這時候，我們深深體會到他永遠服事著天主的意願。
一九八零年的秋天，我首度出國留學，到水牛城(Buffalo, New York)讀書。Fr. John非常高興我有一位史學界的名師指導。隔年春假，我迫不及待的搭乘巴士，從水牛城到Latrobe。那幾天他抽空陪我參觀修道院和St. Vincent College。逢人必說我是他的學生，來自台灣。修道院和St. Vincent 位於一座山丘上。遠觀教堂十分雄偉莊嚴。有一回， 我們沿著教堂後院的小路蜿蜒而上，不知不覺來到墓園，沿著小路的兩旁，黑色十字架一個接著一個，乍看之下，不知情的人還以為是花園的小護欄。。Fr. John告訴我，這些都是修院的神職人員，依時間先後排序下去；將來他也會跟著排隊。說完他就「哈哈！」大笑了兩聲。
第二次出國讀書期間，我們有了自己的車子。序樺和序諦從小在台灣也和Fr. John見過面。我們一家四口利用春假開車前往Latrobe。這回人多熱鬧，兩位小女孩和Fr. John特別投緣，話說個不停；反而我被冷落在一邊。他還帶我們拜訪他的妹妹，吃了一頓自家烹調的義大利千層面、參觀附近一座白人對抗印地安人的要塞、而後又一齊到匹茲堡城裡參觀；感覺上如同相是跑馬燈似的團團轉！這幾天，Fr. John就好像他在台灣時一樣，有時忙東忙西、席不暇暖。怪不得他說自己「缺乏耐心」(impatient)。
二零零四年是我和Fr. John最後一次見面。零三年夏天，四德和我在美國波士頓哈佛圖書館忙著蒐集資料。長途電話中聊天時，我感受到他已不再健朗如昔。我們約定隔年夏天專程前往探視。零四年夏天，四德、序諦和我從水牛城輪流開車，依約準時到達St. Vincent。修道院神職人員宿舍的管理員卻說Fr. John不在。這件事似乎透漏了不平常的訊息，不像他平日的作風。我強調我們來自台灣，是他的學生，已經約定了見面的時間，至少也要知道他現在身在何處。其實我們內心擔憂的是，他是否突然病情惡化了！後來得到的回音是：隔天早上九點在修院門口與他見面。
清晨Fr. John終於準時現身！他顯然老了！背也彎了！臉上充滿病容，肩上揹著氧氣筒；然而全身穿著神父制服，整整齊齊的。這時候我明白了，他總是要把最好的形象留給我們；昨天爽約顯然身體欠安，不便會客。我們陪著他、護著他，走到修道院的餐廳進餐、聊天。他不時流露笑容，我們卻陣陣的心疼！大約一個多小時，他要回房休息了。於是，我們陪他走回宿舍門口。最後，他用了他的背影和我們說了再見！
從前，我們一直從正面迎向Fr. John、從他的笑容裡學習他的慈愛(kind)、堅持(Committed)和真誠(sincerity)。沒料到在生命的終點，他卻用背影再度傳達這種風範！莫非天意指點我們，永遠追隨他那讓人無法忘懷的背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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